在疫情的影響下，2020年全球電影票房銳減。中國內地電影市場總票房僅收204.17億，相比2019年下降了68.2%。但在全年休市178天的情況下，相比全球，這還算是一個相對不錯的成績(2020年度北美市場票房約占2019年的20.3%，全球市場約占2019年的20%-25%，中國約占2019年的31.8%)。其中，三大檔期(暑期檔、國慶檔、賀歲檔)就貢獻了半數以上票房(合計約57.8%)，充分體現了看電影的社會屬性對行業(yè)復蘇的重要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黃金檔期”必然是片方必爭之地。盡管《古董局中局》《世間有她》等5部影片最終選擇退出，超10部新片的陣容還是將其變成史上最擠“五一檔”。可以想見，五一之后的各個假期檔，多半也會是這樣“擠擠一堂”的局面。
雙刃劍的另一面，正因為假期票房包含了很強的社會屬性，所以只有假期才有時間走進影院的這部分觀眾會對影片有更多“類型化”和“可看性”的期待。換句話說，能不能講好一個故事將會是“假期消費型觀眾”衡量票價值不值的重要標準。這一點對于擠進檔期的首部“掃黑除惡”專題片《掃黑·決戰(zhàn)》來說，尤為重要。
對于一部主題明確的反黑片來說，《掃黑·決戰(zhàn)》的劇情并不復雜。接到群眾舉報，魏河縣趙家村在拆遷改造過程中發(fā)生了暴力致村民死亡的嚴重犯罪事件，于是省政府派出掃黑除惡專案組進入地方調查，故事就圍繞四人專案小組與地方黑勢力及其保護傘的生死較量展開。在組長宋一銳(姜武飾)的帶領下，專案組順著趙家村村霸趙氏父子，查到了調整規(guī)劃方案的規(guī)劃局長齊飛宇，但就在案情剛有眉目時，齊飛宇卻在專案組駐地跳樓自殺了，且在辦公室留下了500萬贓款，這個數正好與趙氏父子交代的行賄數額吻合。顯然，有人希望專案組盡快結案走人。
調查過程中，以宏遠集團總經理孫志彪(金世佳飾)為首的地方黑勢力和當地公安系統(tǒng)的勾結幾乎是一條明線。當孫志彪面臨進一步調查時，專案組受到了第二次威脅，參與改造工程集資的群眾被人挑唆與專案組發(fā)生了嚴重斗毆事件，造成不良網絡輿論，專案組被迫暫時離開，回省述職。就在此時，案情忽然峰回路轉，另一條暗線浮現，正是此前一直以儒雅正義形象示人的縣長曹志遠(張頌文飾)，他既是濱河集團總經理林巧兒(李倩飾)的情人，也是孫志彪同父異母的哥哥，而孫、曹二人的父親正是原縣委書記曹順華。最終，曹氏父子只手遮天的“家天下”夢告破，魏河縣老百姓也尋回了希望。
應該說，《掃黑·決戰(zhàn)》是近年來主旋律電影類型片化的典型代表。從上世紀80年代提出“主旋律、娛樂片、藝術片”三分法的概念以來，“主旋律”從藝術層面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策略，到國家政策資金層面大力支持的專項工程，再到新世紀以來與商業(yè)片合流，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fā)展過程。正是“人民電影”—“主旋律”—“主流大片”的譜系和主旋律美學的發(fā)展史告訴我們，并沒有一成不變的本質化的主旋律美學可言，它是隨著人民情感結構和社會文化轉型在不斷調整的。
當前主旋律電影的市場策略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大片化”(商業(yè)電影的主旋律化)，如《紅海行動》《湄公河行動》《緊急救援》等，強調大投資大制作，尤其是大量特效制作;一是“類型化”(主旋律電影的商業(yè)化)，突出現實題材和類型片話語策略的結合，《掃黑·決戰(zhàn)》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更具體地說，這里的類型片化也包含了兩條路徑的影響。一是香港電影反腐片、警匪片的影響，如曹志遠的正邪莫辨，孫志彪的黑幫形象，以及查案過程中的內鬼、追逐打斗等。尤其是在內地香港合拍片成為趨勢之后，港片的美學“風格”也已經逐漸北上轉變?yōu)榱酥谱鲗用娴?ldquo;策略”。因此《掃黑·決戰(zhàn)》雖不是合拍片，但觀眾還是能從中感受到同類型題材港片的影子。
另一條路徑的影響則來自推理、懸疑等現實題材網劇的走紅。片頭出品方出現“愛奇藝影業(yè)”時，不少觀眾在竊竊私語中恍然大悟，原來是愛奇藝啊。這也變相說明了作為流媒體平臺，愛奇藝這幾年在影視出品方面的成功。無論是關注現實題材還是打造迷霧劇場，都為愛奇藝積累了大量觀眾和口碑。具體到《掃黑·決戰(zhàn)》中，愛奇藝作為全程參與制作的出品方，對影片的影像表達也產生重要影響。有的觀眾認為剪輯太快(尤其是暗線浮出水面之后)，有的覺得好像在電影院看了一部電視劇的精華剪輯版，這里的“速度感”，背后或許正是網劇的敘事節(jié)奏和剪輯邏輯。
除此之外，《掃黑·決戰(zhàn)》也進一步明確了主旋律美學的新情感結構，那就是更強調展現懲罰與拯救的“激感”，而不是以奉獻與犧牲為底色的“傷感”。結尾處，宋一銳和孫志彪的決戰(zhàn)，首先是脫胎于港式警匪片的正邪肉搏，這與傳統(tǒng)主旋律敘事中，最終由警察系統(tǒng)整體收網有所不同。同時，這也是“激感”的典型呈現，打斗越慘烈、沖突越激烈，效果越震撼。見過《人民的名義》中整面墻的人民幣之后，齊飛宇辦公室的500萬贓款就不算什么了，更震撼的還是孫志彪在專案組被迫暫時回省述職的路上撒下的漫天紙錢，既是對國家監(jiān)察系統(tǒng)的藐視，也是對宋一銳的報復。因此，當宋一銳打倒孫志彪，還要把冥幣扔回他臉上時，正邪之戰(zhàn)就被添上了重要的“復仇”一筆。
這是《掃黑·決戰(zhàn)》給觀眾提出的新問題，主旋律商業(yè)化在實現市場與票房任務的同時，如何完成感召和社會動員任務?最終的勝利是個人(團隊)的勝利，還是制度的勝利?是敘事的勝利，還是意識的勝利?這也是這一題材類型片化的難點所在，一方面要遵循類型片的標準和訴求，另一方面還要承載具體的社會感召功能，即電影中的“掃黑”如何作為現實中“掃黑”的社會意識呈現與社會正義想象。這也是內地主旋律應與港式警匪片的不同之處。
從整體制作到演員表現，《掃黑·決戰(zhàn)》應該說是合格的。演員張頌文在微博上發(fā)布的7分鐘無劇本“自白”，更成為額外彩蛋(該視頻為張頌文為片中人物曹志遠做的小傳，與劇情無關)。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片中的女性角色，既讓觀眾看到了在整個權力資本體系中，女性如何被物化被控制被交換，始終處于被犧牲的底層，也為其在黑暗的牢籠中留下了一點點反抗的出口，慘死的楊蕊是唯一敢反抗孫志彪的人，敢愛敢恨敢承擔的林巧兒也比曹志遠更勇敢。
“掃黑”的主題和內容的“尺度”是影片宣傳的重點，也是部分觀眾追求的可看性所在。但事實上，審查和尺度并不是主旋律類型片化的門檻，也不該將其作為衡量一部電影是否“不容易”的標準。很多時候，沒有拍什么比拍了什么更重要，如何講述故事也比講了什么故事更重要。類型片化才是《掃黑·決戰(zhàn)》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它目前票房過億，預測總票房2億。但同時也別忘了，過度追求類型片化，或許也會成為主旋律未來發(fā)展的困境之一。(十八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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